金马奖揭晓在即,一文读懂台湾电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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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
跨过整整半个世纪的血泪和屈辱,屹立于神州东南的宝岛,终于重回祖国版图。
当台湾人民沉浸在喜悦中时,解放战争已然打响。这场战争,牵动台湾电影的命运。
1946年,北大女生沈崇遭美军强奸,北京各高校学生组织抗议游行,次年,各地又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在这些游行队伍中,一个年方二十的文艺青年表现极为活跃,他叫做李翰祥。
李翰祥学绘画出身,曾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综艺剧团团长,该校校长是徐悲鸿。毕业后,他到上海学戏剧,经常冒充演员、导演亲属跑进片场看人拍戏,从那时起,他就将电影视为一生的事业。
1948年,局势混乱,李翰祥乘船前往香港,继续从事电影行业,没戏演没饭吃的时候,他就跑到香港东方戏院给人画画挣钱。
四年后的农历正月初一,李翰祥与志同道合的好友六人结拜为异姓兄弟,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很潇洒的绰号——“七大闲”。
“七大闲”中,有一人叫胡金铨。
1949年,18岁的胡金铨在北平汇文中学读到高二肄业,本想申请赴美留学,可是因为内战,迟迟无法无法动身。胡金铨天生一副侠气,一怒之下独自离开北平,前往香港。
胡金铨自幼沉迷京剧,尤其喜欢武戏,来到香港后与武侠结下不解之缘。
有人一路向南,有人东渡台海。
在李翰祥跟着游行队伍喊口号的那一年,广东梅州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四个月大时就跟着他的父母迁往台湾,原本想客居几年,却由于政治原因无法返乡,只好定居高雄。
1947年,台湾当局查缉私烟,引发“二·二八事件”,台湾民众发起大规模武装暴动。外省人与本地人的矛盾,顷刻间引爆整个台湾,无数群众遇难。
那个迁居异乡的孩子,当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可多年以后,正是他将这一事件搬上大银幕,取名《悲情城市》。他,就是侯孝贤。
同属台湾第二代移民的,还有与侯孝贤同年出生的杨德昌。
他的父亲任职于“中央印刷厂”,母亲在“中央信托局”工作,本来都捧着铁饭碗。然而,生逢乱世,身不由己,一家人最终因工作原因迁到台湾,从此与故乡断了联系。
1949年,局势越来越明朗,大学教师陈致平携同妻儿,从大陆来到台湾。他的女儿陈喆自幼喜欢文学,9岁时就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儿童小说。早熟的她在上中学时,爱上了自己的国文老师,两人相差二十岁,陈夫人发现后极力阻止。
初恋就遭挫折,陈喆对爱情却有自己的独特体会,后来,二十多岁的她靠写言情小说成名,其笔名“琼瑶”广为人知。
不同于陈致平在史学界素有名气,曾任中华民国立法委员的李玉阶,是宗教界的激进分子,到台湾后又创办《自立晚报》,秉笔直言,提倡新闻自由。
在台湾,他的儿子李行,转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读书,一心想学习戏剧,奈何学校没有戏剧系,只好读教育系。在校期间,李行经常组织话剧表演,因此认识了同样对戏剧有着浓厚兴趣的白景瑞。
毕业后,李行不死心,到电影公司打杂,常跟在导演身边,陪打麻将,帮忙跑腿、抱小孩。即便是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李行也积极争取。
1949年,国军兵败如山倒,不少国民党政要跟随蒋介石来台。
孙元良身为官场失意的败军之将,郁闷的他来台后,只好退役从商。此时,他第五个儿子孙祥钟年仅3岁。
和孙元良一样从军中退伍后经商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军医林维良,来到台湾定居后,他先后开过门诊、服装厂和饭店。来台六年后,他的二女儿出生,取名“林青霞”。
随国军来台的,还有满族正红旗出身的立法委员胡赓年,他的女儿胡茵梦生性叛逆,后来与一位年长自己18岁的多情文豪留下一段情。
与胡茵梦同年出生的张艾嘉,其父张文庄是一名空军军官,于1954年驾机遇难。名门闺秀出身的母亲家教甚严,她的影响下,张艾嘉逐渐成长为一代才女。
一时风流人物,犹如枝上柳絮,随风飞散,飘荡到东南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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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台湾的人们,不知道前途究竟在何方,似乎也无法把握命运的方向,不远处,金门、马祖的炮火声接连不断,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的台湾,人心惶惶,百废待兴。
上世纪50年代初,台湾经济刚刚恢复,电影行业便正式起步,先后成立了“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影)、“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制)等公营企业,同时还有联邦、高和、汉兴等民营公司异军突起。
尽管这一时期,台湾电影人拍摄了一些国语片、台语片,可大部分都是粗制滥造,鲜有经典。
1962年,“行政院新闻局”为鼓励电影行业的发展,创办金马奖,颁奖日期选在蒋介石的生日10月31日。金马奖的名称也很有内涵,其实是化用台海前线金门和马祖的简称,以纪念“金门炮战”。
这个奖项,到今年已办到第55届,见证了台湾电影的半世风云。
金马奖最初的颁奖形式与诺贝尔奖如出一辙,都是事先公布获奖名单。尴尬的是,前两届金马奖,台湾本土电影都铩羽而归,最大的奖项最佳剧情片都颁给了香港电影。
这时,李行带着他的乡土电影横空出世。
起初,李行从事影视工作的收入很不稳定,生活异常拮据。有一次,家中没有食物下锅,李行只好向母亲借了50元给儿子买奶粉,剩下5块钱,买了花生、馒头、咸鸭蛋,和妻子熬稀饭,勉强填饱肚子。
1958年,吃苦耐劳的李行在得到中影总经理龚弘的肯定后,执导处女作《王哥柳哥游台湾》,这部接地气的台语喜剧大受欢迎,之后又拍了多部续集。由于剧情深入人心,现在一些台湾人还将胖的人称为王哥,将瘦小的人叫做柳哥。
初战告捷,李行一鼓作气,接连拍了《街头巷尾》、《蚵女》等国语片,李行采用写实风格,聚焦草根小人物,又选取美貌孝顺的农村姑娘作为主角。其中洋溢的人情味,让工、农业蓬勃发展背景下的台湾民众产生共鸣。
1965年,第3届金马奖将最佳影片奖颁给了李行导演的《养鸭人家》,台湾电影终于扳回一城。
在李行的这几部电影,参与剪辑和剧本创作的人中,就有他的好友白景瑞。
大学毕业后,白景瑞对未来感到迷茫,先当过教师,又在李行介绍下,到其父亲创立的《自立晚报》当记者。在观看了多部意大利电影后,他突然萌生去意大利学习电影的想法。
1960年,白景瑞预支半年稿费作为旅费,赴意大利留学,考入当时世界电影最高学府之一“意大利电影实验中心”,而且是该校的首位中国留学生。
回台后,白景瑞进入中影公司任制片部经理、导演,他尤其擅长拍爱情片和喜剧片,风格不一,其电影总是洋气中带着一点儿“土味”。
1967年,由白景瑞执导,柯俊雄主演的《寂寞的十七岁》上映,讲述一个少女的爱情悲剧,如今烂大街的狗血三角恋,在当时却有着独特的浪漫文艺气息,成为观众的爱情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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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影人孜孜不倦耕耘的同时,1963年,在香港发展多年的李翰祥,因不想卷入邵氏公司与国泰集团的商业竞争,来到台湾成立国联电影公司。
此时,李翰祥已是知名导演,其自编自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在第2届金马奖斩获六项大奖。
来到台湾后,李翰祥从头开始,他在国联开办演员训练班,培养了不少新人演员,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国联五凤”之一的甄珍,去面试那年她才读高二,在3000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
孙元良的儿子孙祥钟也曾在国联学习,后来专心当演员,取艺名“秦汉”。
李翰祥在台湾8年,所拍摄的影片以古装片居多,包括《七仙女》、《状元及第》、《西施》和《缇萦》等。
李翰祥的古装片,给人一种画面协调的美感,既有明丽流畅的动感,又有雄厚辽阔的气势,他的镜头语言为以后华语电影提供了一个范本。
李翰祥虽然才华横溢,但不善经营,当了老板后,花钱又大手大脚,导致国联负债累累。
因国联财务告急,1970年,经过李翰祥好友的热心奔走,请来白景瑞、胡金铨、李行与李翰祥联合执导电影《喜怒哀乐》,这部电影由四个短片组成。为了帮助李翰祥脱离窘境,所有演职人员不收一分酬劳,成就了四大导演的唯一一次合作。
然而李翰祥的债务依旧还不清,这时,邵逸夫找到他,劝他回邵氏专心拍电影。
李翰祥心想,做生意确实不适合自己。1971年,他结束《缇萦》后期制作工作,重返香港,23年未曾返回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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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李翰祥的结拜兄弟,同样成名于香港的胡金铨却跟着他的脚步,离开邵氏公司来到台湾。
“七大闲”都不是等闲之辈,胡金铨以拍武侠片闻名于世,享誉国际。
华语武侠片的很多要素为胡金铨首创,如“武术指导”一职。
在香港拍《大醉侠》时,胡金铨找动作演员韩英杰帮忙指导。因为让一个人来负责所有演员的动作实在辛苦,胡金铨认为给韩师傅多开钱,这也是应该的。于是给韩英杰多发了工资。
邵氏的领导就问了:“这是怎么回事?”胡金铨说了原因,邵氏也同意了,可又说:“这么混过去不成,得有个名称才成!”
胡金铨说:“就叫武术指导吧!”从那以后,拍武侠片必有武术指导。
1966年,胡金铨四处集资,转投台湾联邦影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龙门客栈》。
胡金铨对演员极为严格。台湾演员徐枫出演《龙门客栈》时,才刚刚出道。到联邦公司应考,要经过多轮考试,那时她穿着白衣黑裙,神态像个小男生,一点儿都不起眼,却被胡金铨相中。
徐枫得到机会,格外用功,拿着剧本读了十几遍,把其他人的对白都给背下来。
1971年,胡金铨的《侠女》上映,这部电影拍了四年,期间为重搭一条街景,就花了9个月,那时候电影人的匠心可见一斑。
徐枫饰演女主角女侠杨慧贞,刚拿到剧本,她既兴奋又忐忑,据说拍摄的第一年都在挨骂,但最后还是成就了一代影史经典。
《侠女》在戛纳等多个国际影展大放异彩,让西方人第一次领略了东方武侠的魅力。可惜在戛纳影展,《侠女》虽获金棕榈奖提名,却未能获奖。徐枫一直希望为华语电影赢得“金棕榈”,二十年后,她的愿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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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台湾的工商业欣欣向荣,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商农社会经济,日后更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一度是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
这一时期,大批工人走向工厂流水线,一批青年学子在学校埋头苦读。一手扶持李行、白景瑞等上位的中影总经理龚弘,发现健康写实的现实题材已经不符合群众的需求,转而改走城市文艺路线。
恰好这时琼瑶小说火了。琼瑶的言情小说,讲述的多是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迎合了校园青少年的幻想,也给工厂里的妇女提供慰藉。
尽管琼瑶小说的三观一直惹来争议,如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窗外》中,国文老师与学生的不伦之恋;《菟丝花》中,小姨子爱上表姐夫罗教授,导致表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一帘幽梦》中,绿萍、紫菱姐妹俩同时爱上了男主角楚濂,从而导致一系列悲剧…但这并不影响她的作品大受欢迎。
男生们有胡金铨构建的武侠世界,女孩们也希望能在大银幕上看到琼瑶的爱情童话。
于是,1965年,琼瑶小说《追寻》被改编为电影《婉君表妹》,到1983年《昨夜之灯》为止,长达18年的时间里,由其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有50部。这是属于琼瑶的时代。
李行和白景瑞这对好友是琼瑶小说的拥趸。1973年,大众公司改组,李行和白景瑞一拍即合,再度强强联手,执导了一连串的琼瑶电影,如《彩云飞》、《心有千千结》等。
在1973年的电影《彩云飞》中,从李翰祥公司走出来的甄珍一人分饰两角,分别饰演双胞胎姐妹涵妮和小眉,演技出色。
在片中,与她搭戏的“学生王子”邓光荣还不是影视圈大佬,只是琼瑶电影中的英俊小生,身为富家子弟的他年轻时的梦想只是做一名公务员。多年后,他在香港,向华强要敬他三分,周润发都得叫他大哥。
影片上映一年后,甄珍与香港演员谢贤闪婚,两年后离婚,谢贤转而追求狄波拉,生下儿子谢霆锋。
《心有千千结》则是讲一个护士与富家少爷间的爱情故事,同样由甄珍主演,但这部电影还让观众记住了从香港来的年轻演员秦祥林。风流潇洒的他成为琼瑶电影的御用小生,琼瑶说他是“最漂亮的男人”。
1973年,在宋存寿导演的琼瑶电影《窗外》中,演员秦汉和林青霞因戏结缘。19岁的林青霞还在片中献上了银幕初吻,也由此与秦汉、秦祥林开始了20年的爱恨纠葛。
1977年,琼瑶电影《我是一片云》上映,林青霞与秦汉、秦祥林联袂出演,有趣的是,在这部电影中三个人是三角恋关系,这在多年后竟成为现实。
当时,已有妻室的秦汉与林青霞坠入情网。秦汉坚持认为,林青霞才是他一生的挚爱,林青霞为了与秦汉交往,也不惜背负“小三”的骂名。同时,已与演员萧芳芳结婚的秦祥林也对林青霞暗生情愫。
这部电影中,还有风华绝代的胡茵梦。
1974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茵梦投身演艺圈,并迅速走红。深受西方影响的她,极富才华,思想开放,在读书时便以穿着性感著称,后来曾在电影《代客泊车》中全裸演出,33岁便告别演艺事业,来也潇洒,去也从容。
1980年,27岁的胡茵梦与同样特立独行、45岁的台湾作家李敖结婚,3个月后,两人闪离,一时舆论哗然。
初识李敖时,胡茵梦说:“他是中国文人里面最令我崇拜的偶像。”可与李敖同居后,胡茵梦说,除了深刻感受到他的自囚、封闭和不敢亲密外,还有他的洁癖、苛求、神经过敏以及这些心态底端的恐惧。
有一回,胡茵梦想下厨熬排骨汤,她把冰箱里的冷冻排骨拿出来熬汤,没有先化冰。李敖为此大为恼火,气急败坏地说:“你怎么这么没常识,冷冻排骨是要先解冻的,不解冻就丢到开水里煮,等一下肉就老得不能吃了,你这个没常识的蠢蛋!”
胡茵梦回忆,那一刻“他的暴跳如雷和言辞中的鄙视令我觉得那锅排骨汤比我的存在重要多了”。
而对于这位前妻,李敖说,如果有一个新女性,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一定不是别人,是胡茵梦。
和胡茵梦一样,从美国留学回来拍戏的,还有张艾嘉。1976年,年仅23岁的张艾嘉,凭借在李行执导的电影《碧云天》中的出色表现,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奖。
年轻的她虽出身名门,却深受欧美“嬉皮士”文化的影响,憧憬自由肆意的人生。在进入影视圈几十年后,她在音乐、电影、舞台剧等领域都取得成就,头衔众多。
在拍了几年琼瑶电影后,李行及时收手,重回乡土题材电影,其中一部佳作,便是1979年的《小城故事》。
和秦汉、秦祥林、林青霞并称“二秦二林”的林凤娇,在这部电影中饰演纯真善良的哑女阿秀,并凭借这一角色夺得当年的金马奖影后。
林凤娇出生于台北市郊的一个贫困家庭,受李行赏识,走进影坛。在70年代,她斩获多项大奖,可谓出道即巅峰。1982年,林凤娇与成龙结婚,宣布退出影坛,留下一段短暂的影史传奇。
为台湾电影一路保驾护航的李行,在80年代逐渐退居幕后,他是迄今为止获金马奖最多的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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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电影迸发勃勃生机的70年代,台湾当局却遭遇前所有的外交挫败。
1970年8月,美国政府违背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事实,将钓鱼岛交给日本。台湾离钓鱼岛不过一百多公里,台湾当局感到震惊,各地高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政府的一切合法权利,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次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美、日等国与中国关系迅速缓和,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当局断交。1971年,与台湾建交的国家还有54个,到1978年就剩下21个了。
面对世界,台湾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彷徨。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台湾电影人为唤醒岛内民众的危机意识,拍摄了不少抗日题材佳作,如讲述张自忠壮烈殉国的《英烈千秋》和以淞沪会战中四行仓库保卫战为原型的《八百壮士》。
这两部电影的男主角柯俊雄,因出演白景瑞的电影成名,戏里戏外都是大佬,黑白两道通吃,后来从政,竞选立法委员,成为台湾第一个“影帝立委”。媒体传言,他与古龙之死有关,舒淇早年出演三级片也是被他所迫。
国际局势紧张,台湾当地也还处于戒严时代,蒋氏父子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实行党禁、军事管制。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党外分子创办《美丽岛》杂志,为诉求民主,发起大规模演讲和游行。随后,活动人士多被关押,这是台湾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民主抗争事件,也是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警民冲突。
内外交困的台湾,仿佛走到了十字路口。此时,台湾第二代移民正当青春年少,一些目光远大的年轻人思索着,如何用电影来诉说台湾在大时代下的风云激荡和悲欢离合。
侯孝贤13岁那年,他的父亲过世,失去管束的少年,平时就爱看小说,想各种办法逃票看电影,还偷家里的钱赌博。
有时候,侯孝贤到凤山上偷摘芒果,会在树上吃完芒果,才拿几颗离开。这样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他对此印象很深刻。
侯孝贤回忆说:“我想这跟后来拍电影可能有很大的关联,就是你好像有一个角度突然停下来,感觉身处的时间跟空间。”
抱着对电影的向往,侯孝贤考入台湾国立艺专电影科。
1973年,李行拍《心有千千结》,需要一个场记,侯孝贤的老师将他推荐给李行,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电影拍摄。
同一年,侯孝贤的师弟李安也考入台湾国立艺专。相比侯孝贤的活跃跳脱,李安显得老实木讷,看起来像是一个文弱书生,谁都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将来会取得怎样的成就。
侯孝贤在李行的电影片场跑腿的那一年,远在美国的杨德昌,刚在佛罗里达大学攻读完电机工程硕士,就前往南加州大学研究电影。
之后,杨德昌在学电影的同时,又以电脑工程师身份在美国工作了整整7年。这个理科男,心中另有所图,他在美国看了四遍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他才明白,精彩的电影不一定要倚赖大投资,而且可以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
在面对计算机还是电影的选择时,杨德昌毅然选择后者。怀着对电影行业的渴望,杨德昌立马辞掉工作,收拾行李,返回台湾。
这几个人,将为新时代的台湾电影开疆拓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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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台湾电影陷入低谷,琼瑶电影等商业片的套路已经让观众感觉到审美疲劳,亟需新鲜血液的输入。
在台湾电影萧条的情况下,林青霞却深受爱情的挫折。秦汉与林青霞相恋多年,踌躇不定,不愿与原配夫人分手,他的妻子甚至直接打电话告诉林青霞:“我是不会和秦汉离婚的!”
1979年,背负骂名的林青霞悲伤至极,去往美国疗养,远离秦汉。那时她25岁,也开始规划自己的婚姻。
就在秦汉举棋不定的时候,秦祥林却在与妻子离婚后赶到美国,一直陪伴着林青霞,不断去探望,并向她表达隐藏多年的爱意。
林青霞被秦祥林深深感动,两人很快就订婚,但她的内心又很矛盾,于是在订婚前夕,打电话问秦汉:“我要不要嫁给他?”秦汉的回答非常让人意外,他说:“随便你吧。”林青霞无比失望,就和秦祥林订了婚。
强扭的瓜不甜,这段感情注定不长久,1984年6月,台湾媒体披露秦祥林、林青霞分手的消息,两名演员的婚事,竟被评为当年的十大新闻之一,轰动一时。
林青霞还是忘不了秦汉。第二年,已离婚的秦汉和林青霞终于对外承认,他们已经重修旧好。那年,31岁的林青霞终于能当着世人的面,与苦恋十年的秦汉牵手,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那一年,林青霞将事业重心转入香港。随后在香港的武侠电影中,她被发掘出特有的英气,成为其演员生涯后期的标志。敢爱敢恨的她,和电影中的女子一样英姿飒爽,可相比之下,秦汉却显得无比懦弱。
同年,刚出道的台湾演员王祖贤首次主演电影《今年的湖畔会很冷》后就与邵氏签约,去往香港发展。可见,就连初出茅庐的年轻演员也不看好台湾电影的前景。
就在这时,台湾新电影运动悄然开始。中影总经理明骥启用文学功底深厚的新人吴念真、小野等参与创作,并投资思想新颖的新电影人。
1981年,侯孝贤拍处女作《就是溜溜的她》,影片中出色地利用长镜头,这也成为其电影的一大特色。侯孝贤说,一开始拍电影,为了商业目的,所以编得轻松幽默,他的前两部电影都很卖座,但这不是他拍电影的本意。
同年春天,杨德昌回台,在余为彦执导的《1905年的冬天》中担当编剧和制片助理。1982年,他与陶德辰、柯一正和张毅,联手执导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后来人们评价,这部电影拉开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
该片用四个讲述人生不同阶段的故事来反映台湾三十年的社会变迁。杨德昌、柯一正、陶德辰都是刚从美国归来,张毅之前从事小说创作,这四个人从未拍过剧情片。可是中影大胆起用年轻导演,让他们自由施展拳脚。
1983年,小有名气的侯孝贤投资拍摄《小毕的故事》,主动放弃商业题材,随后几年,《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都是写实性较高的电影。在拍摄自传性电影《童年往事》时,内容涉及到批判国民政府,使他在制作过程中一度十分艰辛。
1983年,杨德昌执导第一部长片《海滩的一天》,请来张艾嘉、胡茵梦主演。杨德昌通过两个女性的成长经历,审视台湾由日式父权传统,过渡到80年代对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冷漠社会。片长2小时47分,远超过传统电影的放映时间,但是在杨德昌的坚持下,一刀未剪送到影院,创下先例。
1985年的《青梅竹马》和1986年的《恐怖分子》,杨德昌又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探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现代都市,获得许多国际奖项的肯定。
杨德昌由此声名远扬。在拍摄《青梅竹马》时,他结识了歌手蔡琴。两人很快步入婚姻殿堂。可是十年后,感情破裂,杨德昌对这段婚姻的结论却是“10年感情,一片空白。”而蔡琴则答:“我不觉得是一片空白,我有全部的付出。”
侯孝贤在《青梅竹马》中饰演男主角,他与杨德昌在这一时期结下深厚友谊。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时,就跟杨德昌说:“我先看了你的《海滩的一天》,我相信风柜会比你的海滩拍得更好。”杨德昌听了很是感动。
杨德昌拍电影,就像他学电脑一样,要求形式的绝对完美,正如他的性情,敏感而诚实,也因此常常得罪人。
侯孝贤说他:“你就是水太清了,养不了鱼。”
杨德昌的电影主要描绘在生活型态转变下,城市中产阶级的感情生活,也与侯孝贤的乡土电影形成鲜明对比,两人性格、拍摄风格都截然相反,一时难分伯仲。
侯、杨二人和陈国富、王童、万仁、吴念真等人,扭转了台湾电影市场被格调日渐低下的商业片充斥之颓势,在重新赢得台湾观众认可的同时,也让台湾电影获得了国际声誉。
侯孝贤至今仍记得,年轻时,大伙儿常在杨德昌父亲济南路的日式老房子中聚会,杨德昌有块黑板,上面总写满了各种对电影的想法,一帮人把酒畅谈,充满对电影的梦想。
台湾电影开始复苏,香港电影公司也没放弃这一市场。1983年,张艾嘉出任香港新艺城电影台湾分公司的总监。在她的筹划之下,台湾新艺城的首任负责人兼导演虞戡平,拍摄悲剧片《搭错车》。
虞戡平想借电影表达“搭错国民党的车来到台湾”之意。影片还关注眷村火灾和土地征收、旧区重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电影歌曲《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是否》更是耳熟能详的老歌,堪称“神曲歌单”。这部电影上映后,在5个月内8次重映,票房收入高达4000万台币,并在第20届金马奖中获11项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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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台湾电影人的春天来了,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台湾地区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电影创作空前自由。
1987年,台湾电影已经从黄金时期的平均年产120部左右锐减至85部,市场竞争力大不如前。“新电影运动”的发起者们发表《“另一种电影”宣言》,要求政府、媒体给“另一种电影”更多的生存空间。
1989年,侯孝贤拍摄电影《悲情城市》,将台湾当局一向敏感的“二·二八事件”搬上大银幕。
杨德昌不甘人后,挑战禁忌题材,于1990年推出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部电影改编自上世纪60年代的真实杀人事件,那时候,台湾压抑的社会环境下,空气是浑浊的,天空也是灰暗的。14岁的张震那令人惊艳的演出,表达的正是杨德昌他们那代人年轻时的失落和绝望。
日本知名导演是枝裕和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主角,拍过一部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足见这一时期台湾新电影的影响力。
这一年,李安也出山了。
从1984年起,李安在家赋闲,长达6年,期间阅读、看片、写剧本,包揽了所有家务,家庭开支则依靠仍在攻读伊利诺大学生物学博士的妻子林惠嘉。这对于李安来说,是一段痛苦的时光。
1990年,李安完成《推手》的剧本,获台湾政府颁发的40万元奖金,使他有了第一次独立执导影片的机会。两年后,他的处女作《推手》亮相台湾,这部喜剧片反映一家在纽约生活的台湾人,遭遇的代沟和文化差异。
该片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导演等8个奖项的提名,那个在颁奖典礼镜头下略显腼腆的青年导演一战成名。
1990年,林青霞只演了一部电影——《滚滚红尘》,这也是她和秦汉合作的最后一部作品。
这部电影是台湾作家三毛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她借此片来影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感情纠葛。让人想不到的是戏外,林青霞和秦汉的爱情,最终也以遗憾收场。
当年,林青霞获得金马影后,为她颁奖的是秦汉。两人交往二十年,当时林青霞已经38岁,她希望感情能有归宿。
可秦汉却只字不提结婚的事,一直都没担当的他就这样白白耗费了林青霞多年的时间。两人感情开始出现矛盾,之后,疲倦的林青霞提出分手。
据说那时,秦汉还给林青霞跪下,求她不要离开,可二人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滚滚红尘》同名主题曲仿佛在倾诉他们长达二十年的情感纠葛:“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1994年,林青霞拍完近百部电影后,已经年过不惑,她嫁给了商人邢李源。
《滚滚红尘》的投资方之一是香港汤臣影业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者正是当年的“侠女”徐枫。
1992年,徐枫出资邀请陈凯歌执导,拍摄了电影《霸王别姬》。第二年,这部电影在戛纳影展赢得“金棕榈”大奖,完成了徐枫跟随胡金铨拍摄《侠女》时未完成的夙愿。随后几年,徐枫将汤臣迁回台湾,又在上海从事房地产开发,事业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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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青年题材电影的蔡明亮、转行做导演的张艾嘉、擅长通俗喜剧的陈玉勋、从舞台剧走向大银幕的赖声川…上世纪90年代,无数新电影人崭露头角,自然也有旧人挥手告别。
1996年12月,70岁的李翰祥去世,临终前他还应刘晓庆邀请,计划前往大陆,拍摄电视剧《火烧阿房宫》。一个月后,胡金铨去世,当时,他筹备了20年的电影《华工血泪史》还在拉投资。
这两位华语电影的开拓者前后离世,他们一生辗转两岸三地,直到晚年还在为电影倾尽心力,而他们的继承者们,并未让他们失望。
2000年,杨德昌完成了《一一》这部酝酿多年的集大成之作,围绕台北市一户中等阶层家庭,探索新时期台湾城市的社会现象。该片为他赢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这也是杨德昌的最后一部电影,2007年,被称为“台湾社会的手术刀”的杨德昌患结肠癌去世。
尽管侯孝贤曾悲凉且自嘲地说,台湾电影就是被他和杨德昌“搞死的”,但他与杨德昌开创的辉煌时代确实在不断远去。
侯孝贤一心投入到艺术中,他说:“我是永远赚不到钱,老婆永远在骂我的,因为就赚一点,都分光了。”讽刺的是,自1982年开始,他7次提名最佳影片,一直未获奖,其间提名的还有奠定其大师地位的《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经典作品。
这成为金马奖最大的梗之一,侯导心里苦啊,熬到了2015年,他的《刺客聂隐娘》终于斩获金马奖最佳影片,还在戛纳助他捧起了最佳导演奖。
带着《刺客聂隐娘》到纽约电影节宣传时,在一次座谈会上,播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片段,侯孝贤就开始念叨起杨德昌。在场观众一时都分不清,这到底是谁的电影宣传。
侯孝贤曾对记者说,他一直没看杨德昌的《一一》,“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他的离开让我感觉一个时代过去了。
侯孝贤等大导演共同敬仰的“台湾电影教父”李行,已经年过耄耋,堪称台湾电影的“活化石”。
他从90年代开始,就为两岸电影交流,来回奔走,2010年,还执导了舞台剧《夏雪》,老当益壮。他的好友兼最佳拍档白景瑞则于1997年,在金马奖颁奖前,因心肌梗塞而病逝于酒店中。
写了无数言情小说的琼瑶,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嫁给了著名出版人平鑫涛。今年,88岁的平鑫涛前妻林婉珍写书,为多年前一桩横刀夺爱的公案发声,详细叙述了当年琼瑶如何插足他们的婚姻。或许,写过无数“小三上位”故事的琼瑶,没少从现实生活获取灵感。
张艾嘉至今还活跃在影坛的第一线,她说:“很多女星30岁就嫁入豪门退休了,我不会这样…我20多岁就下了决心,电影是我一辈子的事业。到现在,我的初衷都没有任何改变。”
你很难把她和花甲之年的老人联系在一起,岁月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但她对电影的热爱没有终止,这才是真正的“不老女神”。
李安早已突破了台湾电影的范畴,在台湾完成 “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后,他前往好莱坞闯荡。
2001年,李安导演的武侠电影《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如当年胡金铨的《侠女》,让西方观众领略了中国武侠的魅力。
2006年的《断背山》、2013年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李安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是华人导演此前从未达到的成就。
自日据时期开始的台湾电影事业,已走过一百年的风风雨雨。金马奖也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华语电影的沧桑巨变。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些人,那些事,一如红尘滚滚,恋恋风尘而去。就跟杨德昌的前妻蔡琴,在《给电影人的情书》中唱的一模一样:
你苦苦地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地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
参考文献:
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
陈飞宝:《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
王昀燕:《再见杨德昌:台湾电影人访谈纪事》,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徐乐眉:《百年台湾电影史》,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
侯孝贤:《恋恋风尘:侯孝贤谈电影》,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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