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高考帝国—浙江停考3年

浙江省面积不大，但一向以人文渊薮著称。科举时代，作为科举考试金字塔塔尖的状元，其及第人数也在中国各省市中居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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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举历史上已知姓或姓名的682名文状元中，浙江共有68名，占总数的10％，占已知其籍贯的530余名文状元的1／8。这68名文状元，按朝代分，唐3人，宋23人（其中北宋3人，南宋20人），元2人，明清各20人。称之为高考帝国不为过。

拥有2名文状元以上的15个县，除永嘉、临海外，其余12县全集中于杭嘉湖宁绍地区。这15县计有状元53人，占浙江已知籍贯67名文状元的76.1％。出了1名文状元的有14个县，它们是：嘉兴、海盐、定海、台州、乐清、平阳、衢州、衢县、西安、龙游、金华、兰溪、永康、义乌。若依清代11府77县的区域划分看，29个县出过状元，占浙江省县份总数的37.7％。

明朝浙江地图

将浙江状元放到全国的背景下观察，唐、五代、北宋、辽金，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及政权割据等因素，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北方省份的状元人数占有一定优势。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战乱不息，北方遂以崇武轻文为尚，导致文化水平一直落后于南方。而随着江南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浙江的状元人数也显现出优势，在南宋和明代各以20名文状元领先于其他省份，清代则以20名文状元仅次于江苏。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自中古开始，浙江已确立了文化重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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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浙江高考停考3年又是发生在什么朝代，缘由为何呢？

那是因为一个文字狱引起的。

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这是继顺治间庄廷鑨《明史稿》案、康熙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获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

查嗣庭（金庸先祖）

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倾·玄鸟》。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不知什么人向朝廷告御状，说“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用意要杀皇帝的头。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查嗣庭受到残酷折磨，含冤死于狱中，这还不算，连尸身都不得安宁，受到戮尸之辱。嗣庭的儿子也惨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

这种停止一省士子参试的做法,几乎是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珽两案连结一起，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珽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作隆科多和蔡珽的同伙。

隆科多

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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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雍正为什么对浙江人抱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首先，浙江人身上有雍正厌恶的“科场习气”。科场习气在雍正看来是拉帮结派、迂腐保守、务虚不务实等等劣习。科举取士产生的师生、同门、同学等关系，的确让科场出身的官员划分为不同的群体，甚至党同伐异；而四书五经也读得很多书生因循守旧、迂腐笨拙，缺乏实际操作能力。但是，雍正认为科场习气就是彻底的贬义，则以偏概全。科甲出身的人，也有许多刚正耿直、学以致用、政绩卓著的好官。不幸的是，浙江人才荟萃、文教昌盛，是科场大省。金榜上，浙江书生往往名列前茅。这无形之中却犯了雍正的一大忌讳。

第二，清朝建立后，江浙一带的读书人多少残存晚明知识分子的独立和反抗精神。民间流传着一些针砭时弊，显露不平之辞的作品。这在雍正皇帝看来就是“不忠”，需要残酷打击。比如，查嗣庭引见时，雍正对他没有好感，说他“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必不端正”。狼顾，是古代相术中典型的不忠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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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雍正认为浙江民风刁顽，“浙江绅士刁悍浇漓，以强凌弱相习成风”。传统王朝追求的是安定和谐，希望臣民都在王朝体制下规规矩矩生活，不要多事，不要怀疑。而浙江省偏偏民风“刁钻”，每年上报朝廷的诉讼案件很多。雍正自然认为这个地区人心不古，“兴讼”“喜讼”。为此，雍正还暂停了浙江乡试三年，特派“观风整俗使”这么一位钦差，常驻浙江治理民风人心。尤其是杭嘉湖平原，被雍正认定人心坏透，是整治的重点。

第四，浙江省社会发达，流动性强。大批浙江商人、书生到全国各地讨生活。这又是和雍正皇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社会相违背的。雍正说绍兴“生事不法之徒皆出在外”，指的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官衙的现象，几乎有“无绍不成衙”的趋势。这些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替雇主解决钱粮、刑名事务，甚至处理政务。其中有不肖之徒，贪赃舞弊，欺压良善。但是，多数绍兴师爷是靠本事吃饭的“职业经理人”，受到各级雇主认可——不然也此现象也不会持续几百年。遗憾的是，雍正设想的治下，是没有职业经理人的地位的。他希望人人安于皇帝指定的角色和位置，消灭到处乱跑、自己控制不了商贾、师爷等活跃分子。

更让雍正气愤甚至害怕的是，浙江商人和绍兴师爷到处闯荡后，视野开阔了，底子硬气了，独立性越来越强。比如，绍兴师爷非常有骨气，坚持与雇主是雇佣关系，而不是上下级或者主仆关系。雇主有怠慢或者侮辱，绍兴师爷就拂袖而去。鲁迅先生曾说，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气节和独立精神，严重刺激了崇尚强权稳定、提倡忠顺服从的雍正皇帝。

如果某个省份有上述“恶习”中的一两条，可能还不至于让雍正皇帝产生严重反感。不幸的是，浙江省沾了所有讨雍正厌的恶习。他认定浙江的人心民风与王朝体制格格不入，需要重点整治。

专制帝王讨厌浙江人，恰恰是浙江人的光荣。这说明，在专制独裁时代，浙江人还保有难得的人性光辉。

根据网络整理综合